阿多，男，1962年1月生，198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四川省得榮縣委副書記、縣長，鄉城縣委書記，甘孜州副州長，川煤集團董事、副總經理，川煤集團黨委委員、董事、副總經理，川煤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2019年11月，被免去川煤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職務。

2019年9月28日，經四川省委批準，四川省紀委監委對阿多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并于10月8日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4月，經四川省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省委批準，決定給予阿多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2020年6月，經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南充市人民檢察院以阿多涉嫌受賄罪向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020年12月30日，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阿多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百萬元，違法所得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留置期間，阿多經常回想起2004年他晉升甘孜州副州長后回到家中的畫面。

“2004年的一天，我回到家中，老母親一直在邊看新聞邊等我，我剛坐下，她就對我說，你現在不是屬于你自己，而是屬于組織，屬于這個家族，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只考慮自己，不該吃的千萬不要吃，不該拿的千萬不要拿。我當時也暗暗下決心，決不在經濟上犯錯誤。”

然而，對于母親的諄諄教誨，阿多沒有做到，“現在想起這個事情都感到汗顏、羞愧。”2019年10月8日，阿多被留置，“從這天起，我就是個不忠不孝之人，我立志追隨黨，卻未能善終；剛好可以侍奉老母親時，又身陷囹圄。”判決書中，檢察機關指控的阿多十起受賄事實中，九起發生在2004年以后，占總受賄款的97.9%。

留置初期，僥幸、畏罪、悲觀等情緒交織，阿多采取“冷處理”的方式對抗審查調查。在專案組開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下，阿多逐漸悔悟，完全向組織敞開了心扉。

“萬錯皆由自己而生，我走到今天這一步，根本原因在自己。”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阿多從1984年參加工作，到2004年當選甘孜州副州長，晉升副廳級，再到2019年接受審查調查，教訓十分慘痛。阿多的內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面對圍獵，他的哪些性格特點致其一步步陷入圈套？在圍獵與反圍獵的斗爭中，阿多最終敗下陣來，根源何在？探究此案，諸多教訓值得警醒。

內心失衡，三種心理致其信念動搖、思想滑坡

1962年，阿多出生在一個干部家庭。其父25歲隨軍進藏，在民主改革、平叛斗爭中曾多次立功，后來主動回到家鄉，為西藏和平解放、家鄉建設作出了貢獻。從小，父母對阿多言傳身教，教育他感恩黨，做人要干凈、擔當。

受父親影響，阿多從小立志跟黨走，學好本領建設家鄉。1980年，阿多如愿考上大學，是當年全縣唯一一名本科生。一入校，阿多就寫了入黨志愿書，不久加入了黨組織。畢業之際，阿多專門寫申請，要求去西藏工作，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后來，阿多被分配到甘孜州經研所工作，從副科長、科長逐步成長為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副州長，從一名普通的青年干部，一步一步走上了領導崗位。

然而，也正是這段時間發生的幾件事，讓阿多的內心逐漸發生變化，成為其信仰迷失、由正趨腐的思想“拐點”。

看到妻兒生活儉樸，產生虧欠心理。1996年，阿多和妻子商議將一兒一女送到成都讀書，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成都買房后，夫妻已捉襟見肘，為了節約資金，裝修材料甚至一顆釘子阿多妻子都自己去買。為了節省從住處到新房的路費，阿多妻子每天背著兒子往返四趟步行20多公里。阿多認為，是因為自己的無能，才讓家人這樣，對他們感到非常虧欠。

面對灰色收入，產生不平衡心理。2000年9月至次年4月，阿多赴省政府某部門掛職任副處長。春節期間，阿多陸續收到一些紅包，總計約有八千多塊錢，這個數字相當于在得榮等邊遠山區一年的工資收入。“當時心里非常不平衡，工作一年，收入還比不上那個處室過年收的紅包。”

自覺仕途迷茫，產生退休前撈一把心理。自2004年晉升副廳級后，阿多沒能更進一步。“在我是州級領導的時候，我的一些部下還是縣級，后來也晉升正廳級。甘孜州九屆政府班子除了我以外都是正廳級干部，我心里很不平衡。”隨著年齡的增長，阿多逐漸覺得仕途迷茫，產生“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思想，于是想多撈點錢，在物質上超過別人，既讓晚年生活更加富足，也滿足虛榮心。

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隨著職務的升遷、環境的影響、心態的變化，阿多逐漸丟掉了革命理想，忘記了自己的黨員身份，忘記了干凈、擔當的教誨，“三觀”發生扭曲，思想開始滑坡、蛻變，心為物役，在權力和金錢面前迷失了方向，至此走上一條不歸路。

講江湖義氣，沉浸于“兄弟”情義而不知危險環伺

“經常打麻將，性格粗獷，講義氣，喜歡豪車，清高自負。”接受采訪時，多名辦案人員不約而同談到了阿多的性格。“牌品看人品。”一名辦案人員介紹，阿多的耿直性格，在麻將桌上體現得很明顯。2005年后，阿多迷上了打麻將，下班后每天都有牌局，周末更是通宵達旦，與商人老板或下屬打牌時，不準別人讓著他，愿賭服輸，而且打牌非常隨性，十打九輸。

阿多講江湖義氣、耿直粗獷的性格，也給自己留下了被圍獵的缺口。據辦案人員介紹，阿多的行賄對象不算多，總共十名，而其收受的1454萬余元賄賂中，一半以上來自陳某根、陳某良和鄭某國三人。阿多之所以接受這三人并視為“兄弟”，是因為他們通過講故事走進了阿多內心。

為了接近阿多，陳某根想盡辦法，通過阿多的一個朋友為其引薦。一次聚會時，他講了一個故事，阿多記憶猶新。“上世紀80年代，他到西藏去創業，經過青海唐古拉山到西藏的路上，由于嚴重的高反，加上感冒，生命垂危。開車路過的一家人救了他，一路對其精心呵護，到了拉薩下車時由于語言不通，只知道是甘孜州人。現在事業略有成就，第一時間就想來甘孜州找恩人報恩。”這個故事讓阿多感動不已，他認為陳某根是重情重義之人，而且長相比較憨厚，于是對他非常看重，視為親兄弟。

對于阿多，陳某根很上心。知道阿多喜歡打麻將，他及時送來賭資；阿多在成都買房，他主動去刷卡；阿多喜歡車，2007年一次聚會時贊賞了陳某根的轎車，陳某根隨后便以138萬余元的價格為其購買了一輛越野車……“我有時候看到什么，就愛發表些議論，他就記在心上，到后來我在他面前真不敢說話，怕他又引起誤會。”阿多回憶說，“對于我的任何需求，他都是想方設法迎合。”其間，陳某根請托阿多為其公司所屬的九龍縣長地兒金礦調整出自然保護區、白玉縣章都金礦進場探礦等方面提供幫助，阿多均利用職權為其成功運作。直到接受留置，阿多都沒有認識到他們之間的行為是不正當經濟往來。

留置期間，阿多逐漸醒悟，“我懷疑他故事的真實性，有可能編造故事，因為他知道我的性格，一旦覺得這個人值得交，便會付出真心實意。為什么他送那么多錢給我？難道真是因為我倆的感情嗎？冷靜一想，答案是否定的，他從一開始就是在圍獵我。”此時，阿多才意識到，長期的心理暗示，使自己中毒太深，用兄弟情義蒙蔽心智，意識不到、更不愿承認已經違紀違法。

2010年，阿多結識陳某良，阿多在成都和西藏的不少事，他都積極幫忙，由此被阿多當成兄弟。2013年，阿多到了川煤集團分管物資采購工作，一次聚餐時認識了鄭某國及其叔叔，席間被其叔叔講述的在深山老林找礦的創業故事感動，此后便開始經常來往。

工作以來，阿多接觸的商人不多，但被其認可為兄弟朋友的，都發生了不正當經濟往來，對此他還認為是禮尚往來，沒有問題。對事對物，阿多全靠自己的主觀判斷，而從不對照黨性宗旨、黨紀國法思考，“我認為正確的就是正確的，我認為錯誤的就是錯誤的”。當獵手環伺，阿多還沉浸在看似兄弟的情義中，將自己蒙在鼓里。“實際上，這些商人給我的每一分錢都計算著回報，他們是沖著我手中的權力來的，想通過我手中的權力換取更大的利益。”阿多終于醒悟。

自欺欺人，以“合法”形式麻痹自己、掩飾貪欲

被留置前，阿多自認為做得很好，“違紀是有，但根本沒想到會違法犯罪”。在他看來，很多財物“包裝”一下就可以收，自己覺得沒問題就沒問題，“我確實非常虛偽，連自己都騙，以致中毒太深。”

“老實講，我是在被留置后才認識到自己如此貪婪的，而且既想規避處罰，又想收錢，做了很多掩耳盜鈴的事，想起來真是可笑。”阿多長期用“借款”或“兄弟感情”為借口收受好處、麻痹自己，掩飾的正是內心的貪欲。

官商“跨界”，亦官亦商撈財。2005年，阿多和某商人朋友在康定合開了一家歌廳。當時，身為甘孜州副州長的阿多經常不顧身份，當起歌廳的“推銷員”，自己分管的部門他均打好招呼，別人邀請他去歌廳，不到這家他就拒絕。此外，阿多還向他人放貸收息、以他人名義向公司投資入股等方式獲取好處。接受審查調查期間，阿多主動上交違規收受的財物和放貸收益共計1260萬元。

以借為名，披上“合法”外衣收錢。商人蔣某民在甘孜州經營礦產，遇到難題就找阿多幫忙，阿多將其視為朋友也常施以援手。2010年的一天，為感謝阿多關照，蔣某民提出“借錢”80萬元給阿多炒股。阿多明白，“其實是送給我的，我貪心作祟根本無法拒絕，就收下了”。2014年某日，鄭某國帶著兩盒茶葉來到阿多辦公室，聊了幾句后，鄭某國將茶葉放在沙發上離開，并特意說把茶葉收好。阿多覺得蹊蹺，立馬將茶葉盒打開，發現里面全是錢。這樣赤裸裸送錢，阿多難以接受，于是將鄭某國喊回把錢帶走。拆茶拒賄背后，是阿多不貪財嗎？不！此后不久，二人再次聚會，鄭某國得知阿多欲購買某理財產品，為在銷售設備方面得到阿多幫助，表示愿意借給阿多200萬元。“我懂他的意思，他就是給我兩百萬，我也確實想收。”為此，阿多還特意讓鄭某國把錢打給其朋友田某，“反正是通過田某，即使以后有什么事，也是田某借的錢。”為了掩飾貪欲，阿多需要的是一些自認為聰明的理由、掩耳盜鈴的形式、看似“合法”的外衣。

稱兄道弟，受賄化作“禮尚往來”。阿多視陳某根親如兄弟，2012年，陳某根在得榮縣和他人發生矛盾，被打得生命垂危，阿多自費把他接到成都，請專家為其動手術，把他搶救過來。“他的命都是我救的，我們之間難道不是相互贈與嗎？”可實際上，阿多心中除了這本感情賬，還有一本金錢賬。阿多為陳某根在金礦調整和金礦進場探礦等方面提供幫助，其間先后10次收受陳某根300余萬元好處，“我當時想，如果沒有我的幫助，他進不了場，而且都是上億地在賺，我就收那么一點點，理所應當。”

2018年，阿多收受蔣某民80萬元一事被組織發現，他沒有選擇主動向組織說明問題，反而與蔣某民、陳某根一起商量說辭、應付組織。2019年8月，陳某根被留置后，阿多越發坐不住了，但他仍然心存僥幸。“他那里不會有問題，我倆親如兄弟，他的命都是我救的，我對他有信心。”2019年10月8日，被留置當天，阿多陷入深深的自責和后悔，“悔自己做了錯事，悔沒有及時醒悟，悔沒有及時回到組織懷抱，悔沒去看老母親給她一個交代，總之想什么悔什么，心如刀絞。”

痛定思痛。從一名有志青年到副廳級領導干部，隨著時間推移、職位升遷，阿多逐漸產生的虧欠家人、收入不平衡、退休前撈一把的三種心理，導致了其思想上的滑坡，進而產生最嚴重的“病變”。動搖了信念、背離了黨性、丟掉了宗旨，面對圍獵，便難以辨別，最終被人捕獲。此案也告誡廣大黨員干部，“本立而道生”，“本”在人心，內心凈化、志向高遠便力量無窮，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風邪氣近身附體，在勝利順境時不驕傲急躁，在困難逆境時不消沉動搖，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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